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

• 基于CMIP6情景的中国气候损失评估

  刘昌义;史向珍;杨历;刘杰;刘文锴;史学丽;

  评估气候损失有助于量化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政策的潜在成本和效益。目前，针对中国气候损失评估的研究较少，在评估模型方法、分领域影响机理、数据一致性等方面，不同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结果缺乏可比性。该研究基于简化气候模型构建一个气候损失的综合评估框架，并利用最新的CMIP6情景数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中国8个领域的气候损失函数进行修订和校准，量化测算了3组SSPs情景（SSP1-2.6,SSP2-4.5,SSP5-8.5）下市场领域和非市场领域的气候损失，率定了中国总气候损失函数。相较于其他直接将基于全球设定的气候损失函数应用于中国或直接设定总气候损失函数的研究，该研究率定的分领域气候损失函数及总气候损失函数更符合中国实际。量化评估结果表明，中国总气候损失随温升呈非线性增加趋势。在与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排放路径较接近的SSP2-4.5情景下，中国温升将于2040年后超过2℃，导致每年超过5%的GDP潜在损失。非市场领域气候损失远高于市场领域气候损失，其中人类健康气候损失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气候损失是未来中国气候损失快速增加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气象灾害、农业、水资源、林业、生态系统和能源消费。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可以避免巨大的气候损失，到21世纪末，在实现全球1.5℃和2℃温控目标下，中国总气候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比例分别为3.9%、5.8%，相较于基准情景SSP5-8.5，可分别避免22.95%和21.02%的额外气候损失。此外，通过对比CMIP5和CMIP6的气候变量及经济社会因素对中国气候损失的影响，发现CMIP6下的总气候损失绝对量有所增加，总气候损失占GDP的比例增加1%～1.4%。

  2025年03期 v.35;No.295 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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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试点”到“全球治理”：中国新能源治理与碳减排外溢

  余紫菱;马梦涓;马莉莉;

  探究中国新能源治理实践是否降低了全球碳排放水平、增强全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2009—2022年全球201个国家以及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能源治理外溢系列指标，实证检验了中国新能源治理、区域贸易协定环境治理规则（RTA）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讨论了RTA细则、合作群体分布和中美摩擦的效果差异。研究发现：(1)中国新能源治理具有显著的碳减排外溢效果。其中，贸易关联、技术关联的碳减排外溢效果呈现出先增强后逐渐减弱的“U”形趋势，投资关联也具有碳减排外溢的长期影响。而基建关联由于其建设周期长、成本大的性质，碳减排外溢效果显现需要较长的时间，难以短期内见到显著成效。(2)RTA环境治理规则签订的深度和广度是其发挥外溢效应的关键机制。从签订细则看，中国新能源治理贸易关联通过执行机制和环境目标设定的碳减排外溢效果最强；技术关联与投资关联一致，外部援助和机构设立最为明显；基建关联则为外部援助和执行机制。(3)从关联国家群体分布状况看，中国与欧洲地区技术关联的碳减排外溢最高，非洲地区受中国新能源治理基建关联的影响最直接，亚洲地区受贸易关联的碳减排效果最好。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内部新能源城市建设，推动构建多边环境治理框架，不断强化新能源韧性，从而实现更为公正、有效的全球新能源治理。

  2025年03期 v.35;No.295 13-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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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权交易制度与低碳城市双试点协同的降碳减污效应

  孙慧;张学峰;夏学超;杨泽东;祝树森;

  “双碳”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以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与低碳城市双试点的逐步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作为源头控制的用能权交易制度和末端治理的低碳城市试点双环境规制政策对降碳减污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1)与非双试点城市相比，双试点城市显著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治理，且与单试点城市相比较，双试点城市协同降碳减污效果更为明显。(2)机制分析发现，双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治理，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未呈现良好中介效果。(3)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与资源型城市相比，双试点城市对非资源型城市的降碳减污效应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表现为“荷兰病效应”；与中西部城市相比，双试点城市对东部地区降碳减污效应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表现为“马太效应”；双试点城市在低环境规制强度城市存在“掣肘效应”，降碳减污效果与高规制城市相比更为凸显。(4)拓展性分析表明，先成为低碳城市试点再成为用能权交易试点更能有效地促进降碳减污。基于此提出：(1)政府应合理规划源头和末端环境规制政策实施顺序，有序扩大试点范围，发挥双试点城市促进降碳减污的协同效应。(2)重视双试点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发挥的作用，充分释放城市科技创新活力，为实现降碳减污提供动力。(3)因地制宜差别化实施双政策以此提升降碳减污治理水平。该研究拓展了降碳减污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为通过源头和末端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实现降碳减污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2025年03期 v.35;No.295 25-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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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及空间效应——来自交通运输部门的经验证据

  曾庆华;何凌云;

  交通运输部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先导产业之一，同时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为探讨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是否对交通运输部门产生节能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以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为切入点，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和空间计量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评估该制度对交通运输业的节能效果。研究发现：(1)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降低了交通能源消耗总量，但由于各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运输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节能效果呈现异质性。(2)浙江的用能权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交通能源消耗总量，使其交通能源消耗总量较合成值降低了20.23%，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3)从空间滞后系数来看，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对邻近地区的交通能源消耗总量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4)从中国用能权交易制度政策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来看，在距离权重矩阵下，若相邻地区是试点地区，则会降低已有试点地区的交通能源消耗总量，这可能是由于试点地区的节能效果对相邻地区形成了示范效应；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如果与已有试点地区经济互动程度较高的地区是试点地区，则会增加已有试点地区的交通能源消耗总量，这可能是由于“逐底竞争”策略的互动所致。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进用能权交易制度，将有助于加快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2025年03期 v.35;No.295 36-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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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提升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吗？

  郝浩宇;黄旭辉;张宁;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能否促进经济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尚不可知。该研究首先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充分考虑技术异质性、松弛偏差以及线性规划不可行性解等问题，结合共同前沿框架下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麦奎斯特-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算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以衡量城市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水平。其次，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推行显著提升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0.072个单位，相比城市平均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了8.0%，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2)机制分析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家庭环境关注度，降低企业端和家庭端的用能强度，进而促进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3)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网络基础设施基础存量高、重视科技投入、重视教育投入、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城市以及东部城市和大规模城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对全要素碳生产率产生更强的驱动作用。该研究为评估网络基础设施的绿色发展潜力提供有效方法，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减碳”双赢目标方面提供新思路。

  2025年03期 v.35;No.295 46-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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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的影响：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视角

  鲁锦涛;李振翠;宋马林;宋祖昕;

  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开展低碳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契机，但现有文献鲜少就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区域低碳创新提供系统解释框架和理论机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文章运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影响上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竞争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的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并不明显。(3)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低碳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地方政府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在东部并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低碳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知识产权保护削弱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促进效果。(4)数字化转型对区域低碳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议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推动低碳创新模式变革；积极引导地方政府良性竞争，持续完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创新成果提供政策保障和法律保障；精准施策，结合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数字化转型战略；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人才培养与资源共享平台，努力形成创新联动发展格局。该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低碳创新的研究范畴和经验证据，并为数字化转型赋能区域低碳创新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025年03期 v.35;No.295 57-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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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交易市场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

  何艳秋;陶思洁;唐宏;程亚;蓝红星;

  剖析碳交易市场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对挖掘农业转型着力点，建立市场为主的农业转型长效机制，进而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意义重大。该研究基于中国2007—2021年省域数据，将农业减污降碳和减排增汇置于同一框架，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构造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数，分析农业转型进程；利用PSM-DID模型和模糊DID估计量化碳交易市场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并利用DID边际效应分析细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碳生产力差异所引起的市场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建立多期PSM-DID模型分类探讨交易规模、市场活跃度和惩处力度差异对农业转型的不同影响；采用空间DID模型分析碳交易市场影响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性，并从执政惯性和同群效应两个维度探讨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整体呈缓慢向下趋势，区域差异和空间关联明显。(2)碳交易市场对试点地区、农牧业占比较低、碳资源利用效率高的地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助推力更大。(3)交易规模扩大、流动性增强、违约惩处力度增加均会使碳交易市场对农业转型的助推力更明显。(4)碳交易市场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性影响主要因为执政惯性和竞争型模仿同群效应的存在。最后，从搭建农业减排方法体系，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有序推进农业纳入碳交易市场；分区域差异化发展，提高碳交易市场对农业转型的整体影响力；健全碳交易市场机制，加大碳交易违约惩处力度；引导区域良性竞争，增强区域农业经济联系等方面提出建议。

  2025年03期 v.35;No.295 69-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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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协同参与

  杨光;杨翠柏;张雪娇;

  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间的“最大公约数”，是衔接政府规制权、企业经营权与社会参与权的“结构性枢纽”，其治理效能的比较优势为：(1)相较于政府主体的行政科层局限，行业协会商会凭借行业信息集成能力与专业研判优势，能够突破环境决策中的“信息茧房”困境，形成更具回应性的风险预警机制；(2)相对于企业的逐利本性，行业协会商会在“利益差序格局”关系中不代入特定的具体微观利益视角，可通过制定环境技术标准、实施行业自律规约等软法治理手段，有效调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3)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松散化特征，行业协会商会是法人治理结构，在环境公共事务中展现出更优的组织化行动能力。行业协会商会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规范价值与制度功能，以其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力量本应在环境风险治理领域发挥作用，但实践中存在诸如“经济优先观”与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观念冲突、环境立法的制度供给危机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参与有限与环境治理需求无限等困境，造成行业协会商会的应然功能与实然效能间存在显著张力。破解上述困境需构建“观念转型—制度重构—程序再造”三位一体的法治化路径，以激发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潜能：(1)观念转型是指厘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因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制度重构即《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考量赋能行业协会商会协同参与，地方环境具体立法中拓宽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空间；(3)程序再造需坚持有序化与有效性原则，明确行业协会商会事前、事中及事后参与具体细化方案。

  2025年03期 v.35;No.295 82-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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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基建能否实现促环保与稳增长兼得——基于成本效应与创新效应的视角

  刘欣雨;许长新;宋敏;

  剖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实现促环保与稳增长兼得，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促环保与稳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新基建实现二者兼得的条件与机制变得更为复杂。该研究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将促环保与稳增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首先总结了新基建的连通、融合与科技属性，从“成本效应”与“创新效应”梳理了新基建实现促环保与稳增长兼得的理论机理。并利用中国2007—2021年282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运用加速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对城市新基建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进一步实证考察了新基建实现二者兼得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逐年攀升，减污、扩绿稳步推进，降碳仍面临一定挑战，增长动能衰减。(2)新基建显著降低了工业污染排放综合指数、CO2排放量，显著提升了绿色化程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其连通、融合与科技属性是实现该过程的基础。(3)机制检验发现，新基建通过发挥“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实现促环保与稳增长兼得。“成本效应”体现在新基建降低了环保成本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同时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创新效应”体现在新基建提升了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推动科技创新转化。(4)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地区，以数据要素为主要产出形态的新基建更能实现二者兼得。该研究提出正确认识新基建在实现促环保与稳增长兼得中的作用、强化其连通、融合与科技属性等建议，以助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目标。

  2025年03期 v.35;No.295 92-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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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企业绿色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效应

  朱俏俏;杨贝贝;

  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企业在绿色转型中往往陷入自身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困境，而客户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资源扩散效应能否助力供应商企业走出这一困境，值得深入探究。该研究从供应链扩散视角出发，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客户企业绿色转型对上游供应商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客户企业绿色转型能够沿供应链渠道扩散并驱动供应商企业绿色转型，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客户企业绿色转型主要通过学习效应（供应商接受客户知识溢出）和倒逼效应（供应商响应客户绿色需求）影响供应商企业绿色转型。(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保关注度较高、管理层决策短视程度较低以及绿色转型基础较好的供应商企业组内，客户企业绿色转型的供应链扩散效果更显著。(4)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企业的绿色转型更多是一种主动学习而非被动模仿行为，且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绿色转型协同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供应商企业的绿色转型水平。因此，建议持续加强绿色供应链建设，通过调动客户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进而激发供应商企业的绿色转型潜力；强化供应链内客户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重视客户企业绿色需求的倒逼效应，以加速客户企业绿色转型向供应商企业的扩散；供应商企业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绿色转型策略，主动学习客户企业的绿色转型经验，增强与客户企业绿色转型的协同性。该研究为理解和促进供应链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企业绿色转型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25年03期 v.35;No.295 104-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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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驱动生物环境释放的多维风险与法律治理框架构建

  吕建伟;邱成梁;

  近年来，基因驱动技术发展迅速，目前主要处于实验室研究及封闭田间试验阶段，尚未进行大规模的环境释放，但其应用前景已引起广泛关注。基因驱动技术在消除虫媒传播疾病、作物害虫和非本地物种入侵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其主动侵入性、致死性及技术安全性等问题也可能引发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领域的潜在风险。具体而言，基因驱动生物可能通过跨空间或跨物种扩散影响非目标物种，进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基因驱动系统可能会使目标种群个体产生抗性或携带另一种疾病，对公共卫生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基因驱动生物的故意释放还可能引发生物安全危机。相较于转基因或基因编辑技术，基因驱动技术潜在风险发生的概率和负面影响更高，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安全事件。目前，国际上对基因驱动生物的法律治理讨论尚不充分。《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虽提供了初步的监管框架，但存在缺少具体执行规则等问题。同时，欧盟、美国、英国等地区或国家也未给出明确的基因驱动生物监管回应，而沿用现有的转基因或基因编辑生物监管框架。然而，随着各国基因编辑生物监管政策的逐渐放松，以及现有生物技术监管框架普遍存在的监管主体职权不清晰、协调机制缺失和后端监管不足等问题，基因驱动生物面临弱监管甚至无监管的风险。特别是中国，现有的生物技术治理框架尚不成熟，难以对基因驱动生物治理进行有效回应。为此，引入敏捷治理理念，改造风险预防原则，推动形成动态的适应性基因驱动生物环境释放治理框架成为关键。具体包括：通过灵活立法策略，动态更新监管框架；重构多元主体监管格局，健全多部门间协调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完善社区同意执行框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完善全球治理协作机制。

  2025年03期 v.35;No.295 116-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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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循环发展

• 中国水权制度改革的农民增收效应：来自水权试点的证据

  章恒全;周钦;张陈俊;方舟;程常高;

  水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是完善和推进水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该研究基于2007—2021年中国省份数据和农户微观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模型和倍差法检验水权试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从水权确权登记和水权交易流转两大工作重点分析了结果产生的原因。研究表明：(1)基于水权确权登记的水权改革地区，相比未改革地区，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边际效应约为2.2%；以水权交易流转为工作重点的试点地区对农民收入的积极效应不显著。(2)从作用机制来看，水权确权主要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灌溉技术、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水权交易则主要促进了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3)进一步对水权交易未呈现显著农民增收效应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水资源的准公共物品属性造成对制度设计的依赖。在水权交易推行过程中，提高农民水权交易倾向、增加交易经济激励、增强农村组织支持、改善市场经济环境，才能发挥水权市场化交易对农民收入的积极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中国应进一步以水权确权登记为基础推进水权改革，明确农村地区水权归属；加大对水权改革扶持力度，降低农户交易成本，逐步解决水权交易中存在的障碍；完善制度设计和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水权管理在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中协调运作。

  2025年03期 v.35;No.295 126-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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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社会化服务驱动耕地绿色低碳利用的机理与效应

  耿宁;韩熙冰;王善尧;

  推进耕地绿色低碳利用已成为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的科学前沿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引入绿色技术要素与环境要素优化耕地的投入产出比，对提升耕地绿色利用效率、促进耕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2004—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固碳增汇”的期望产出和“耕地面源污染”及农业生产中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共同作为衡量耕地绿色低碳利用的评价指数，采用Super-EBM模型对耕地绿色低碳利用进行测度，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农业社会化服务驱动耕地绿色低碳利用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中国的耕地绿色低碳利用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的态势，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耕地绿色低碳利用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粮食主产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产销平衡区。(2)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向显著影响耕地绿色低碳利用，农业财政补贴起正向调节作用，且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促进规模经营间接影响耕地绿色低碳利用。(3)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耕地绿色低碳利用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耕地绿色低碳利用，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影响仍然显著。由此，该研究提出，应在继续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同时适当推进“双规模”经营模式，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提高农业财政补贴的精准性，引导省际农业技术及服务互动，实现本地和相邻地区双向绿色协同发展。

  2025年03期 v.35;No.295 139-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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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态

• “双控”政策对海洋渔业生产的影响——基于产能利用率的再审视

  袁斌;孙梦娇;万骁乐;

  海洋捕捞渔船“双控”政策实施目的是缓解过度捕捞、避免海洋资源衰退，但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厘清海洋捕捞渔船“双控”政策与海洋渔业生产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该研究从海洋捕捞渔业产能利用率视角探讨了“双控”政策的实施效能及实现条件，并基于1997—2022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双控”政策的实施效能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双控”政策虽有效减少了海洋捕捞渔船数量，但并未显著降低海洋渔业捕捞量，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究其原因，“双控”政策在降低捕捞渔船数量的同时，亦提高了存量捕捞渔业的产能利用率，从而抑制了部分渔船数量减少对海洋渔业捕捞量的影响，弱化了“双控”政策的实施效果。(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控”政策对不同规模和作业类型的捕捞渔船数量，以及不同海区和作业类型条件下的海洋渔业捕捞量，均存在显著差异的边际影响。而正是“双控”政策对海洋捕捞渔船所引致的“非均衡消减”，为后续存量渔业产能利用率留下了提升空间，这也是抑制“双控”政策对海洋渔业捕捞量发挥效能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在“双控”政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渔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加快推进各类捕捞渔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严格把控捕捞作业时间，建立多元化的扶持补偿政策，为稳步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025年03期 v.35;No.295 150-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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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乡村发展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机理与实证检验

  胡平波;刘金;

  农业生态效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研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随着数字乡村不断发展，农业生产经营需要的数字要素、生态要素和传统农业要素成本都将越来越低，从而促使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该研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了数字乡村发展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的直接作用机理，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农村居民收入在数字乡村发展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中的间接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经过重新测度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影响因素、更换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在数字乡村发展的4个维度上，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服务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数字化资金投入和数字信息基础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发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该作用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在北方地区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高的地区，数字乡村发展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3)数字乡村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因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需要因地制宜制定数字乡村发展政策，并不断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介传导作用，以更好地促进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

  2025年03期 v.35;No.295 162-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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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组织、零售市场距离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

  米锋;陈婧茹;施建魁;李沁诗;

  在农业生产资源日益趋紧、农业面临污染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创新农业产业组织，让农户成员切实受益，对于激发农户采纳生态生产行为，从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中农户即便加入了农业产业组织，在距离零售市场较近时依然会将农产品转投零售市场，然而零售市场的“敲竹杠”行为和逆向选择会降低农户生态生产意愿，从而制约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为此，该研究引入零售市场距离的调节效应，通过建立农户经济收益和社会成本的生态生产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揭示农业产业组织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江西省茶叶种植户一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加入农业产业组织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感知效应（收入效应、品牌效应、生态效应）和行为规范（政府培训、角色示范、交流互动）是其重要机制。(2)农户距离零售市场的远近在农户加入农业产业组织对其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即农户距离零售市场较近时加入农业产业组织有助于实施生态生产行为，但距离零售市场较远时加入农业产业组织对这一进程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3)所居住的区域经过国道、年轻组和风险规避类型的农户，零售市场距离与农业产业组织的共同作用更加明显。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当积极引导农户加入农业产业组织，激发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推力，同时坚持政府支持、市场引导，利用农户风险规避心理，在交通不便利、农村人口老龄化地区开展适度规模经营。

  2025年03期 v.35;No.295 174-1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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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保险防贫增收效应——基于农业现代化发展视角

  富丽莎;汪三贵;李干琼;

  巩固脱贫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下农业保险是否具有助力农业现代化的防贫增收效果亟待探讨。该研究基于583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及门槛模型，从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视角出发，就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防贫增收效果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研究发现：(1)就影响效应看，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可显著提升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与家庭总收入，具有防贫增收效果，但其防贫增收效果存在门槛效应，仅在越过门槛值后，保障水平的提高才可显著促进农户增收助力防贫。(2)就作用机制看，有效区间内，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扩大土地投入规模、加强农机应用、增强农业技术采纳以及优化种植结构来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而助力实现防贫增收。(3)就农户异质性看，在有效区间内，保障水平对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具有防贫增收效果，但其对小农户的作用更强。为此，需通过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健全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融资协同互动机制、增强农业保险政策指向性以提升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等，推动农业保险助力防贫增收。

  2025年03期 v.35;No.295 184-1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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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集体资源性与经营性资产改革富民机制与效应——基于“单维”与“联动”双视角

  张浩;冯淑怡;郑淋议;曲福田;

  农村集体资源性与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推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该研究将产权安全理论和制度互补理论相结合，从“单维”与“联动”双视角构建了农村集体资源性与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收入的分析框架。进而借助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RHPS），揭示了农村集体资源性与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单维”承包地确权改革和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前者主要是因为获得承包地确权证书的农户有机肥投资更高，后者则主要是因为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村农户个体信贷的抵押效应更高。(2)两类资产产权制度交互影响的联动改革能够产生超越“单维”产权制度改革的增收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产权制度联动改革的配置和抵押中介效应显著更高。因此，未来产权制度改革应从“单维”与“联动”双管齐下：(1)制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联动改革政策，引导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从“单维”向“联动”方向演进；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联动改革模式，打通产权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路径。(2)全面落实承包地确权改革，推进配套“赋能”改革；深化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革，探索股份权能实现路径。

  2025年03期 v.35;No.295 196-2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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